修身與立命──由《孟子》「身」、「體」概念之析辨論主體的限制與自由

Abstract

在《孟子》一書中，「身」字59 見，「體」字16 見，二概念並不相同。「體」意指物質形軀或形軀之部位、器官，「身」則包具心、體，為「人」的全幅說明。身、心在《孟子》並非相對的概念，心、體方為相對的概念。由於「身」兼攝心、體，故擁有「精神／物質」、「普遍／差殊」、「超越／具體」、「道德生命／自然生命」等諸多兩極相關的雙重向度。「身」的具體性使其展現出對存在主體的諸多限制：形體欲望、氣質才具、存在主體所居處的歷史總體語境，以及主體與客觀環境交逢後所產生的種種際遇。這一切因「被決定」的具體性而產生的限制，莫不可以「命」總述之。面對命數的客觀限制，孟子以「順受其正」、「修身以俟之」的立命觀為命力及人力判劃出所能與不能的疆界。如果說「命」是客觀現實對主體的約限，那麼「立命」就是主體對命運發展方向的約限。而就在自覺的判劃與安立的實踐中，完成對限制的超越與主體的自由。創了中國先秦諸子學研究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使得東北大學從此成為日本諸子學研究之重鎮。此外，武內義雄關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訓詁、目錄、校勘等文獻考證的方法基礎之上，又加入了原本應用於史料研究的原典批判的方法，從而於日本首先完成了中國哲學研究向中國思想史學研究的飛躍。武內義雄的學問不但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學界，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中國學研究界亦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至今為止，在日本和中國的學界中，除武內學的嫡傳一脈之外，很少有人研究和推廣他的學問。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頗為遺憾之事。所以，筆者欲抱著舍我其誰之態度來考察武內學以至京都中國學的特色，希望今後能將其傳播至中國的學界，並可以加以繼承和發揚。 本文採用文獻實證的方法，以《支那學研究法》為中心具體說明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的特色所在，再以《中國思想史》為中心，同時將其與同時代的學者所作的有關於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著述相比較來說明其特色所在。此外，針對武內義雄是如何完成從訓詁校勘的文獻學至思想史學的飛躍這一關鍵性問題，舉以具體實例予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