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戴禮記•千乘》論孔子的治國規劃──與《周禮》、《論語》相驗證

Abstract

孔子周遊列國14 年，於哀公11 年齊魯之戰後，接受季康子以幣相迎而歸魯，成為國老。《三國志》〈蜀志•秦宓傳〉載：「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注云：「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漢書•藝文志》將《孔子三朝記》七篇列入《論語》類。王聘珍以為《孔子三朝記》乃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原在《古文記》之中。〈千乘〉為《三朝記》之首，論述建國之規劃，與《周禮》以及〈王制〉等建國規劃可以相互對照，也可與《論語》之相關資料參照發明。本文即以此相關材料，在前言之後，分別從諸侯首重修齊之德以養仁、建立明確之治國理想、透過適當分官設職以達治國之道、針對魯政之針砭等四大方面，嘗試架構孔子晚年對於魯國治國之理想規劃。創了中國先秦諸子學研究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使得東北大學從此成為日本諸子學研究之重鎮。此外，武內義雄關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在訓詁、目錄、校勘等文獻考證的方法基礎之上，又加入了原本應用於史料研究的原典批判的方法，從而於日本首先完成了中國哲學研究向中國思想史學研究的飛躍。武內義雄的學問不但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學界，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中國學研究界亦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但至今為止，在日本和中國的學界中，除武內學的嫡傳一脈之外，很少有人研究和推廣他的學問。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頗為遺憾之事。所以，筆者欲抱著舍我其誰之態度來考察武內學以至京都中國學的特色，希望今後能將其傳播至中國的學界，並可以加以繼承和發揚。 本文採用文獻實證的方法，以《支那學研究法》為中心具體說明武內義雄的文獻考證學的特色所在，再以《中國思想史》為中心，同時將其與同時代的學者所作的有關於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的著述相比較來說明其特色所在。此外，針對武內義雄是如何完成從訓詁校勘的文獻學至思想史學的飛躍這一關鍵性問題，舉以具體實例予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