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神醫學觀點論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Abstract

摘 要\n我國早期的刑法與道德、宗教與風俗有密切關係，與大多數人信仰、道德背離的行為，不僅會被認為是違反善良風俗，也常被認為是可以處罰的行為。因此，許多朝代的法律對於傷害、甚至殺害尊親屬者皆有加重處罰的規定。雖然從民國80年左右開始，陸續有學者提出「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並不符合現代刑法的立法原理，且有違憲法之平等原則，並建議進行廢除改以普通殺人罪及刑法既有的法律進行加重或減輕等，然至今皆未獲得立法者的關注。\n本文回顧我國刑法中與倫常條款有關之規定，發現在侵害身體法益之犯罪行為中，當發生直系血親卑親屬對尊親屬的侵害時，不論行為人平日素行、與被害人過往的互動關係、行為理由等等，國家法律對行為人一律加重處罰，甚而一般關係中非屬非難範圍的行為，也可能列入處罰的範圍，似有法律過度介入家庭關係的形塑、刑罰缺乏個別性判斷、違背憲法平等原則，違反刑法的謙抑原則等等疑慮。並參照日本及德國二國刪除「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歷程及廢除理由，來權衡我國維持「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立法理由與刑罰目的是否相稱。\n其次，簡介精神疾病類型及其相關的犯罪學研究結果，探討我國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者之責任能力規範，及現行精神鑑定制度之運作。\n再從司法精神醫學的角度，透過分析最高法院從民國85年至102年間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52個案例及中部某精神專科醫院實施殺人案件精神鑑定共99個案例發現，法官與司法精神鑑定人對精神障礙及其他心智缺陷的見解顯有差異，行為人於犯行當時之精神狀態鑑定的結果，對刑事起訴後的判決具有明顯的影響力。然而，現行精神鑑定的進行，絕大多數是由法院審理至決定行為人的責任能力階段時，才進行機關囑託鑑定或是個人委託鑑定，而往往忽略了對於精神疾病或有其他心智缺陷者，或許在案件審理調查的最初就有「受審能力」的困難，導致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者於刑事審理過程中常處於不利益的處境，而無法確保審理過程中的正當程序的進行。退萬步言，精神障礙者受疾病影響，常處於認知、自我及職業等功能退化而難以獨立，需倚賴父母或其他家屬協助生活的狀態，而相關犯罪學研究顯示家庭成員為他們最常見的人身犯罪對象，以家人為侵犯對象的機率最高可達40％，相對一般人為16％，可知精神障礙者觸犯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機率較非精神障礙者高。\n進步的刑法必須能貼近社會的脈動，家庭人倫關係固為值得珍視的價值，但家庭情感的維繫應是家庭成員發自內心的主動作為，而非單方面的以刑罰加以形塑及鞏固。本文從法規範的立法理由、保護法益及合憲性的角度思考刑法第272條殺尊親屬罪存在的妥適性，並進一步探討「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的施行是否造成實施上的不平等，使得精神障礙者實質上較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此項罪名的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