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家與諍臣--唐代辭賦諷諭與諍臣意識之合流及其演變

Abstract

唐代重視體現諷諭精神的賦家，不僅攸關唐代重要帝國太宗所奠定的重要諫諍政治及其文化風氣，並且隨著唐代賦家與其實際仕宦履歷中，相關諫官或諍臣等職能及意識的差異，往往也展現出互見異同的辭賦諷諭旨趣及其多元的作品風貌，其中並非僅是唐代賦家諷諭傳統精神的回歸與重現這一表層現象本身，而是更著重聚焦於唐代賦家的諷諭書寫與唐代政治史上的諫諍傳統及其文化風氣的相關性與互涉性，從而具體藉由唐代賦家在唐代濃厚諫諍之風的濡染風靡之下，並結合個人實際的諫官履歷或是諍臣意識，或是以諫官諍臣為平生職志，卻仕途失意的賦家，如何透過辭賦書寫及其諷諭旨趣，豐富而多元地映現投射其心靈世界中深刻的諍臣意識及其仕宦職志，從而深入唐賦諷諭世界中較為學界過往忽略的另一重要關鍵元素，並進一步呈顯唐代賦家諷諭書寫與其本身諫官履歷或諍臣意識間的內在連繫及精神呼應。例如唐玄宗與賦家的獻賦諫諍與諷諭及惟其中經典範例~: 先秦兩漢以來，辭賦諷諭精神逐漸朗現在政治舞台之上，尤其當賦家意圖與天子侯王展開對話之際，往往藉由獻賦這一文學傳播形態，表述作者源自文化深層的士人使命感，於是辭賦往往又成為另一種「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變創媒介，所謂「曲終奏雅」的漢賦書寫程式也水到渠成變身為賦家展現諷諭宗旨的關鍵橋段，然而從創作者的心理層次而言，如是經常源自儒者淑世報國之心的賦家諷諭,有時又常因為賦家角色或職能的自我認知，往往最終淪為妝扮綴飾的形式意義，甚至一不小心翻轉為「欲勸反諷」的期待落差，漢賦代表作家揚雄晚期以司馬相如〈大人賦〉為例，展開「壯夫不為」的辭賦論述，適正凸顯辭賦諷諭功能的隱微不彰，相形之下部分賦家及其作品對於諷諭意圖的強化或朗現，甚至淡化原有較為曲折隱微的表述口吻，或許適足以多少彌補揚雄所指陳的辭賦諷諭不足或蕩然無存的遺憾，這些作品或者針對性較強，或者在標題上強調其諷諫色彩，例如司馬相如〈哀秦二世賦〉；揚雄〈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班固〈兩都賦〉等皆頗能藉獻賦論述治道得失。 魏晉六朝由於世局與文學風潮世變，作賦諷諭的風氣日見式微，為迄至李唐開國，因唐太宗及其群臣有鑒於隋亡唐興的歷史殷鑑，重視君臣諫諍與社稷興亡的深切相繫，於是諫諍言路遂成為唐代政治文化重要的歷史傳統，其中太宗奠基於前，玄宗承傳於後，締建唐代的盛世諫諍文化傳統，因此呂向〈美人賦〉遂因緣際會成為玄宗開元盛世以賦代諫的經典示現，就辭賦諷諫的傳統文類職能而言，〈美人賦〉既是一篇諷諫色彩強烈的賦篇，賦末的「曲終奏雅」部分，與一般的諫書口吻近似，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為廢立太子的諫諍內容適可資以參酌；至於從呂向的仕宦經歷及其精神理念觀看，儼然也是一位剛直敢諫的諍臣，因此審視獻奏〈美人賦〉諷諫唐玄宗「花鳥使」的紀事本末，並連結先秦兩漢攸關〈美人賦〉的名、實兩面的「美麗」賦淵源等等面向，應足以映現其「以賦代諫」的唐賦諷諫經典意涵，而其賦篇中的靈魂人物「有美一人」，無論是否指涉歷史舞台上的當時某些人物，但唯一可確認者，則是就其神理而言，正可視為唐代開元盛世下諍臣以賦代諫的集中體現，對於探索唐代辭賦與諫書的互涉史實，應該深具特殊價值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