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星電視與國族想像 以衛視中文台的日劇為觀察對象

Abstract

衛星頻道開放後，本土觀眾對外來文化會產生怎樣的認同現象呢？本研究以衛視中文台的日劇為例，嘗試探討日劇對台灣人的文化認同所發生之作用。我們發現，從衛星來的日劇，在台灣造成收視震撼後，藉勢衝破新聞局的日劇禁忌，成功進駐了三台，並帶動日本音樂、卡通、綜藝節目等之流行，甚至引發到日本觀光、旅遊、購物、留學、工作、移民等行為，一股“日本認同”的文化現象正在發生中。本研究以調查和訪談的方式同時進行，先對台北縣某高中一年級學生做抽樣問卷調查，以瞭解一般青少年學生對日本文化之認同情形，並對文化認同與文化接觸的關係做初步釐清。接著，我們從CD∕唱片行以及廣播節目中，訪談日本流行文化的消費者和接觸者，嘗試更細部去釐清文化認同的過程和機制，我們發現，日劇帶頭所建構出來的日本流行文化場域，讓這些消費者在其中互動、竄流、連結，是文化認同之所以能夠形成的重要關鍵所在。Benedict Anderson在其成名作《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書中，認為國族意識的興起，受到印刷資本主義的誕生很大的影響。Anderson (1991)認為，國族意識並不是起源於自覺性的政治意識，早在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發生作用之前，一個文化體系就已經在開始作用了(p.12)，而這個文化體系就是一個藉由印刷媒體如報紙和小說所建構而成的“想像社群”。Anderson指出，藉由印刷媒體的中介，一群本來空間上分離的個體，卻因此可以在想像的層次上發生互動，他們雖然身處不同的地域或城市，卻因為共同看一份報紙，共同閱讀一本小說，或是共同參與同一個事件的討論等，而產生了時間上的共時性，一種新的、以媒體為外圍疆界的想像社群就這樣誕生了。Anderson認為，這種透過印刷文字所形構的想像社群，是國族意識得以誕生的結構性根源。在Anderson開創性地點出了印刷媒體與國族意識之間的關係後，後來又有不少研究繼續探討電子媒體與國族形成之間的關係，譬如說Stuart Hall (1993)就以英國的BBC廣播公司為例指出，電子媒體絕不只是反映國族的構成，它更是國族之得以形成的機制，因為透過媒體，觀眾才被建構一個整體，而形成一個國族。Donald (1988)則更清楚地指出，國族是電子媒體等文化科技的效果，而不是根源。在以上的論述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國族與文化科技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是文化科技創造了國族，而非國族創造了文化科技。不管是印刷媒體或電子媒體，文化科技連結空間上分離的聽眾∕觀眾，創造了一個共同的互動領域，進而形成想像社群，國族意識也因此才成為可能。這裡要特別指出的是，每一種文化科技都有其空間上的疆界，這也就是文化科技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範圍。以印刷科技來說，由於語言和政治上的限制，絕大部份的報紙都是以國族國家(nation-state)為範圍，有些報紙甚至是以某一個區域∕城市或族群為銷售範圍，在這種情形之下，這類報紙所構成的想像社群，就是這個地域∕城市或族群，其所形塑的文化認同，也是以區域或族群為範圍或疆界。換句話說，文化科技傳播在空間上的可及性範圍，創造了一個人類因此（至少在想像層次上）可以互動的型式，也在這個社群的空間基礎上，新的文化認同得以誕生。如果文化科技、想像社群和文化認同三者之間的關係如上所述，那麼當文化科技的可及性範圍不斷擴大時，人類的想像社群是不是也跟著不斷擴大呢？人類的國族想像和文化認同的範圍是否也不斷地跟著重組呢？以衛星電視為例，其可及性範圍早已超越國族的疆界，而達到洲際甚至全球的收視範圍，在這種情形下一個超越國族範圍的想像社群是否可能誕生呢？譬如說，亞洲衛星電視台和日本NHK的收視範圍都早已超過了國的疆界，而涵蓋亞洲相當大的區域，那麼，以亞洲為疆界的想像社群是不是正在形成中呢？一個屬於『亞洲人』的文化認同是否因此而成為可能呢？如果可能，那麼這個新的文化認同會是以什麼樣貌出現呢？或者更縮小範圍來看，當台灣的天空在過去三五年當中，突然加入不少來自外國的衛星訊息，那麼原來以國族國家為想像的社群範圍是否會改變呢？國族意識是否會改變或重組呢？“泛國家意識”(Transnational consciousness)是否會逐漸浮現呢？換句話說，台灣民眾在接受來自外國的衛星文化訊息時，其國族想像的內容和範圍是否會開始轉移，甚至轉變成以衛星文化母國為文化認同的對象呢？後面這個議題正是本報告嘗試處理的問題所在。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選擇香港的亞洲衛星電視網(Star TV)為觀察對象。亞衛是港商李嘉誠所創辦，於1991年8月開播。開播時有中文台、體育台、BBC新聞台、合家歡台及音樂台共五個頻道，是第一個嘗試經營全亞洲衛星頻道的公司，範圍包括中國、台灣、印度等三十八個國家。1993年7月，澳洲媒體大亨梅鐸買下亞衛大部份股權後，亞衛更改其以往毫無目標地朝亞洲地區播送節目之策略，不再以僅佔有亞洲人口5%的菁英份子為主要對象，改以消費能力急遽增加的中產階級為主。其中的中文台頻道，以亞洲地區華人為主要收視對象，所有的節目均以國語發音 (1) 。其中佔最大比率的為戲劇節目，戲劇節目中又以港劇和日劇為最大宗（谷玲玲，1996）。在本研究裡，我們將集中觀察中文台的日劇節目，嘗試探討透過衛星的日本連續劇對台灣觀眾在國族想像和文化認同上的影響。我們之所以選擇日劇作為觀察對象，最主要是日劇本來是新聞局的禁映品，但是在衛星電視的引導下，新聞局終於解除禁令，日劇於是成功地進駐了三台及其他有線台，並帶動了日本音樂等其他相關的文化消費，也就是說，衛星電視中的日劇，成功地在台灣本土創造了一個日本通俗文化場域，透過對這個文化場域的觀察，我們比較能更清楚地掌握衛星電視的消費與異國想像或認同之間的機制和過程。讓我們先對日劇在台灣所創造出的文化場域做說明。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Satellite TV on local audience in terms of cultural identity? We take Japanese melodrama on Star TV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aiwanese is influenced by Japanese melodrama via Star TV. We find that, after being hotly accepted by the local audience, Japanese melodrama has moved further into local TV stations, and created a new fashion on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including popular music, cartoon, variety shows, etc. As a result, \"an identification with Japan\" is taking place among these consumers, as shown in the phenomena such as learning Japanese, traveling to Japan, studying or working in Japan, or even migrating to Japan etc.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se identification phenomena to occur is the fact that Japanese melodrama has not only succeeded on Satellite TV; it also creates a \"Japanese cultural field\", which consists of Local TV, cable TV, broadcasting, CD/records stores, Japanese chain foodstores, and traveling agencies, etc. With the existence of this culture field, it is found that, these consumers become able to articulate their subjectivities, and develop their preference and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