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gram憂鬱者的共生與結盟

Abstract

Instagram憂鬱者指的是處於憂鬱情境，透過Instagram技術系統闡述故事、連結彼此的「我們」，然而，在本研究的脈絡中，這個「我們」並不單純是屬「人」的，而是異質的。本研究透過「共生」與「結盟」兩條軸線，說明「Instagram憂鬱者」異質的存有狀態與共同行動處境。研究者透過書寫與追蹤的方式參與、認識田野，也透過研究者參與觀察筆記、使用筆記及使用者訪談蒐集資料，並嘗試以「轉譯」作為研究者的書寫立場，在Instagram憂鬱者聚合中「轉譯異質行動者的轉譯」。\n \n 在「共生」的軸線上，基於拉圖（Bruno Latour）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的一般對稱性人類學視野，以及哈洛威（Donna J. Haraway）所強調的世俗「共同成為」，我主張以關係性的視野探看Instagram憂鬱者的存有狀態。在此，克拉克（Andy Clark）對於「延伸心智」（extended mind）的討論能夠幫助我們以較微觀視角探看行動中異質行動者的共同認知。在憂鬱者身體與Instagram技術系統耦合、共同認知的關係中，「Instagram憂鬱者」成為一種異質化成的「混雜」主體／集合體。本研究透過兩個案例說明這種異質主體／聚合體的狀態：第一個案例透過貼文編輯、發布的實作，說明Instagram憂鬱者的存有狀態並非純然是邊界清晰的主體在使用著工具，而是在耦合的關係中，Instagram技術系統與憂鬱者身體整合成一種異質、隨時耦合、斷開的主體樣貌。第二個案例則說明Instagram憂鬱者在「連結」的行動中透過將部分連結行動能力委任給運算媒介，形成一種在非人行動者共同行動中聚合的複數憂鬱者集合體：「Instagram憂鬱者(s)集合體」。\n \n 在「結盟」的軸線上，我主張Instagram憂鬱者(s)是一種結盟行動的集合體，然而，既有關於「結盟」的討論尚未能回應此種結盟樣貌。首先，Instagram憂鬱者(s)透過書寫脆弱面向連結彼此的結盟雖未有明顯的抵抗樣態，卻牽引出一則則其他故事，在此，我援引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對於「脆弱性」（vulnerability）暴露的討論，以及哈洛威對於故事之「闡連」（articulation）的討論，主張對於Instagram憂鬱者(s)而言，抵抗惡意他者或許並非最終目標，其書寫結盟所尋求的更是在部分牽連出部分的書寫中求取「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的可能。此外，既有關於「結盟政治」的討論亦限縮在人類行動者的範疇，並無法回應本研究一貫的關係性本體論立場，因此我援引了拉圖對於「政治」的討論，將非人行動者帶進結盟政治的視野，如此一來，原本要求我們看見人類他者盟友的「差異結盟」主張，其「看見差異」所蘊含的意義便進一步地被推展至看見聯盟中非人行動者的行動能力。研究者發現，憂鬱者在與Instagram的共同書寫中暴露自身脆弱面向，雖然能夠得到療癒並建立支持連結，但也可能在揭露脆弱與互動中使彼此不適；此外，面對Instagram的技術特性及治理政策，憂鬱者仍得時時在該不該書寫、如何書寫之中游移。面對或許帶來不適的人類或非人盟友，憂鬱者或發出「異議」，或忍受些微不安，發展出持續與「彼此」共同行動、相互依存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