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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 「同文同種」敘述中的經濟敘事之演變:以白岩龍平為中心
The change of narrative economics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same language and the same ethnicity: from the case of Ryuhei Shiraiwa(1870-1942)
作者: 羅皓星
Law, Ho Sing
貢獻者: 黃自進<br>劉季倫
羅皓星
Law, Ho Sing
關鍵詞: 同文同種
經濟提携
白岩龍平
Ryuhei Shiraiwa
The same language and the same ethnicity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Japan/china
日期: 2022
上傳時間: 1-Mar-2022
摘要: 本論文通過白岩龍平這位縱橫在中、日兩國的實業家探討「同文同種」如何作為吸引中國人士合作的經濟敍事。這套以文化概念包裝而成的經濟敍事,又是如何在國際情勢中出現破綻,使得日本實業界人士不斷予以調整。但是,經濟課題與文化理念內在的衝突性,實讓「同文同種」的經濟敍事受到不斷的考驗與衝擊。雖然「同文同種」作為經濟敍事的正當性,實面對各種考驗。直到現在「同文同種」這一字詞已經成為各人所欲肆意挪用的思想資源。因此,回顧這字詞形成的脈絡,可以看到「同文同種」在中、日兩國所遭遇的命運。\n終其一生,白岩龍平一直與中國人士保持良好的關係。與此同時,通過多年來的田野調查,得以累積大量資料,亦建立其人脈網絡,進而形成對中國的認識。白岩開展其在中國的事業,亦因時代的需要與國家政策的要求所致。\n因此,對於他的言行進行研究有助於深化中日關係的研究面向。從現在的角度言之,這種對「同文同種」的想像實可以視之為「故事經濟學」的一種呈現方式。「故事經濟學」是在探討當故事在市場上被廣為流傳後,會發酵成一種情緒,進而影響人們的投資決策與行為。若然以經濟敍事的角度切入進行分析,實可以有助於理解這種語言在特定歷史時空中所具有的影響力。\n通過對史料事實的爬梳,不僅可以弄清「同文同種」後面的虛實,亦可以看到日本人士如何借由文化因素包裝而成的經濟語言,以增加自我行事的正面性。如「經濟提携」就是包裹「同文同種」概念的字詞,而為各方人士各自詮釋。因此,對於白岩龍平個人生涯的探討,有助於探討「同文同種」在歷史場景中所遇到的困境。\n本論文以白岩龍平作為切入點實在可以說明「同文同種」的困境,實來自於各人對於同一號所作出的不同詮釋所致。白岩龍平在其早年親自撰寫的文章之中,並未直接以「同文同種」的高尚理念宣之於口,而是通過以生涯規劃與實際利益的角度,通過自我書寫為說服讀者認同文章論點的理據。同時從其生涯之中,可以看到實業團體/組織在中日關係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前者而言,實扮演溝通中、日兩國人士的管道,為中、日兩國的民間來往打下基礎。而在組織而言,則作為日本政府與實業界對於中國進行投資的中介角色,以作為投資中國的媒介。通過此一媒介,能使日本實業界在與歐美各國實業界的競爭上具有文化上的優勢。\n究其原因:在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所萌生出來的民族意識,勢必與「同文同種」的理念産生衝突。在往後中、日兩國歷史的進程中,國際因素逐漸在不同範疇中影響著中、日兩國。在無形中亦侵蝕了「同文同種」的模糊空間。在其後的日子中,「同文同種」這名詞雖然不斷被提起。但是,這名詞後面的內在不知不覺的受到重大的改變,亦使得它作為經濟敍事的說服力大為削減。
This thesis through Ryuhei Shiraiwa, a Japanese industrialist in China , explores how &quot;the same language and the same ethnicity &quot;( henceforth shortened as SLSE) can used as an economic narrative to attract Chinese people to cooperate. This set of economic narratives packaged in cultural concepts, and appea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made Japanese business people continue to adjust. However, the inherent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issues and cultural concepts has made impacted the economic narrative of SLSE. It had become an ideological resource that everyone wants to use arbitrarily. Therefore, looking back at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is word that showed the chang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Japan.\nThroughout his early life, Shiraiwa maintained good relations with Chinese people, and able to accumulate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establish his personal network, thereby form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His business also due to the needs of the opportunitys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Japan’s national policies.\nFrom the current point of view, this kind of imagination of the terms can regarded as a way of presenting &quot; Narrative Economics &quot;. It explored that a story widely circulated in the market, and ferment into an emotion, affect people`s investment decisions and behaviors. If it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narrative, and can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is language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nBy combing through historical facts and facts, it can not only clarify the truth of the terms, but also how Japanese people use the economic language packaged by cultural factors to expand the positivity of their actions. For example, &quot;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Japan/China&quot; is a word that encapsulates the concept of SLSE, and 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parties.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Shiraiwa`s case, can explored the dilemma of SLSE, which comes from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account by each person.\n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or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tate is bound to conflict with the concept of &quot; the same language and the same ethnicity &quot;.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Japan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factors have gradually affected China and Japan in different fields. It erodes the vague space. In the days that followed, the term was constantly mentioned. However, the ins and outs behind the term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and making it less persuasive as an economic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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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ーつの「近代」〉,收入:內藤湖南研究會(編),《內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河合文化研究所,2001),137-187。\n12. 篠永宣孝,〈北京シンジケートと英仏関係〉,《大東文化大学経済学刊》,96(東京,2011) ,77-105。\n13. 森川正則,〈一九二0年代における西原亀三の対中国政策構想と政治活動─「自主的開発」から「国際協力」論へ〉,107-135。\n14. 菅野直樹,〈寺内正毅像の再検討に向けて-対中国政策と実業家人脈から-〉,《史學雜誌》,127:10(2018),34-53。\n15. 西川潤,〈西原亀三とその時代--日本対外膨脹思想の成立〉,《早稻田政治經濟學雑誌》,290(1987),80-108。\n16. 石田卓生,〈東亜同文書院使用以前の御幡雅文『華語跬歩』について〉,《同文書院記念報》,21(名古屋,2015) ,121-132。\n17. 川島真,〈対華二十一ヵ条要求と北京政府の対応──交渉開始前の動向〉,《東アジア近代史》,18(2015),24-40。\n18. 村井章介,〈漢詩と外交〉,收入: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6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 ,181-200。\n19. 村上勝彦,〈長江流域における日本利權──南潯鉄路借款をめぐる政治経済史〉,收入:安藤彦太郎(編),《近代日本と中國:日中関係史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9),127-164。\n20. 中村義,〈近代中国を詠んだ女流歌人〉,《二松学舎大学紀要》,30(東京,2000),103-135。\n21. 中谷直司,〈勢力圏外交秩序の溶解─新四国借款団設立交渉(一九一九―一九二〇)と中国をめぐる列強間関係の変容〉,《同志社法学》,59:4(京都,2007) ,85-174。\n22. 中谷直司,〈対列強協調から対米協調へ--日本外務省の政策構想の変容 1916-1919〉,《同志社法学》,58:4(京都,2006),233-235。\n23. 陳豐祥,〈亞細亞主義與荒尾精─甲午戰前日本大陸浪人的一個典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2期(臺北,1994),227-265。\n24.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二十一カ条要求――第五号をめぐつて〉,收入:小林道彦、中西寛(編),《歴史の桎梏を越えて:20世紀日中関係への新視点》(東京:千倉書房,2010) ,59-89。\n25. 白岩つや子,〈吳昌碩翁〉,《心の花》,32:5(東京,1928) ,47-48。\n26. 白岩龍平,〈荒尾精先生を憶ふ〉,《時事評論》(東京,),5:7,30-32。\n27. 白岩龍平,〈支那問題と小松原氏〉,收入:有松英義(編),《小松原英太郎君事略》(東京:木下憲,1924),200-202。\n28. 平野隆,〈戦前期地方商業会議所の組織と情報活動:小樽商業会議所の事例〉,《三田商学研究》,51:6(2009),121-144。\n29. 野口武,〈日清貿易研究所出身者の「立身」と教育機会 (2)〉,《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148(豐橋,2016) ,37-69。\n30. 野口武,〈日清貿易研究所出身者の「立身」と教育機会 ⑴〉,《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147(豐橋,2016) ,45-62。\n31. 羅皓星,〈白岩龍平與日人在清末湖南的調查與經營〉,《東吳歷史學報》,35(臺北,2016),131-164。\n32. 汪向榮,〈「支那通」和「日本通」〉,《現代週報》,1945年3月,13-15。\n33. 萬雅筑,〈《商務官報》與清季經濟資訊網絡(1903-191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n34. 駱耕漠 ,〈經濟生活解剖:兒玉謙次的來華〉,《文化食糧》,卷1期1(1937),25-26。\n35. 久保田裕次,〈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の対華国際借款団をめぐる日英関係〉,收入:瀧口剛(編),《近現代東アジアの地域秩序と日本》(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2020),93-122。\n36. 陳慈玉,〈中日實業公司的礦業投資:主要由日本文獻探討近代中日經濟糾葛〉,《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4(2015),83-132。\n37. 山腰敏寛,〈原敬の山東半島還付構想-─パリにおけるウィルソンの誤解〉,《立命館経済学》,57:4(2009),530-557。\n38. 山腰敏寛,〈原敬の山東半島還付構想(2)─駐米大使幣原喜重郎のワシントンへの派遣〉,《立命館経済学》,58:1(2009),57-86。\n39. 大木康充,〈戦間期のアジア・ブロック論に関する一考察──土田杏村の「大アジア経済ブロシク」構想を中心に〉,收入:武田知己、萩原稔(編) ,《大正・昭和期の日本政治と国際秩序:転換期における「未発の可能性」をめぐって》(京都:思文閣出版,2014),113-144。\n40. 小林道彦,〈高橋是清「東亜経済力樹立ニ関スル意見」と井上準之助〉,《北九州市立大学法政論集》,29:1-2(2001),81-132。\n41. 唐啓華,〈論情勢變遷原則在中國外交史的運用〉,《社會科學研究》,2011:3(2011),135-147。\n42. 服部竜二,〈原外交と幣原外交--日本の対中政策と国際環境:1918~1927〉,《神戸法学雑誌》,45:4 (1996), 763-807。\n43. 唐啓華,〈國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的演變(1925-1928)〉,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 第二冊:變局與肆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317-318。\n44. 藤井崇史,〈一九二〇年代後半における中国関税改定問題と日華実業協会〉,《史林》(京都,2019),854-887。\n45. 高紅梅,〈『東北文化月報』と満蒙文化協会 : 中国人の対日認識の視角から見る〉,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小林節太郎記念基金2006年度研究助成論文,2008。\n46. 高柳畯秀,〈満洲事変前後の「排日教育」問題と日本・満洲における日本人教育界〉,《史学雑誌》,127:8(2018),1306-1329。\n47.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の外交構想と憲政会--1915~1924〉,《国際政治》,139(2004),74-90。\n48. 幣原喜重郎,〈現內閣の外交方針〉,《憲政》,7:8(1924),5-9。\n49. 西田敏宏,〈第一次幣原外交における満蒙政策の展開--1926~1927年を中心として〉,《日本史研究》,514(2005),1-27。\n50. 羅皓星,〈1920年代中期中日兩國實業界團體的往來:以1926年上海實業團為例〉,收入:劉維開(主編),《1920年代的中國》(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93-114。。\n51. 古瀬啓之,〈イギリス商務省の対中国「門戸開放政策」:ワシントン会議に向けて〉,《三重大学法経論叢》,72(2019),.313-324。\n52. 松浦正孝,〈田中義一内閣(1927.4.20-1929.7.2)論 : 「政党内閣」におけるビジネスと政治〉,《立教法学》,102(2020),554﹣490。\n53. 楊奎松,〈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黨清黨運動研究〉,《歷史研究》,2005:6,42-62。\n54. 林志宏,〈北伐期間地方社會的革命政治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6(2011),85-126。\n55. 刁成林,〈済南事件後中国における排日運動について〉,《立命館経済学》,63:1(2018),135-152。\n56. 池井優,〈日本国際連盟協会--その成立と変質〉,《法学研究》,68:2(1995),23-48。\n57. 唐啓華,〈國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的演變(1925-1928)〉,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 第二冊:變局與肆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317-318。\n58. 陳昭璇,〈日本與北京關稅特別會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5下(1986),251-279。\n59. 武井義和,〈大村欣一東亜同文書院教授について ~経歴、担当科目、中国観を中心に~〉,《同文書院記念報》,22(名古屋,2014),122 - 130。\n60. 北野剛,〈戦間期における日満経済関係の模索満鉄による対日経済進出策と海運・港湾〉,《関西外国語大学研究論集》,109(2019),11-29。\n61. 黃自進,〈中日戰爭的前奏:蔣介石與華北問題(1933-1935)〉,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冊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 ,421-462。\n62. 劉維開,〈《敵乎?友乎?——中日關系的檢討》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2:1(北京,2012) ,142-151。\n63. 臧運祜,〈蔣介石與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親善─以蔣氏日記為中心的考察〉,《民國檔案》,2018:1(北京,2018) ,86-99。\n64. 劉傑,〈中日戰爭前的關係改善與「中國通」外交官〉,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17),282。\n65. 孟真,〈「中日親善」??!!〉,《獨立評論》,140(北平,1935年3月3日),1-3。\n66. 虹,〈短評:各國對華的經濟提携〉,《正論旬刊》,1:14(上海,1935) ,4。\n67. 羅叔和,〈中日經濟提携我見的批判〉,《華年》,4:11(上海,1935) ,3-4。\n68. 榮春,〈何謂“中日經濟提攜”?〉,《革命空軍》, 2:5 (杭州,1935),1。\n69. 崑山,〈時評:上海日領會議與所謂經濟提攜〉,《文明之路》,8(廣州,1935) ,1-2。\n70. 李榮廷,〈華北中日經濟提攜問題之我見〉,《正氣》(杭州,1936) ,117-121。\n71. 臼井勝美,〈佐藤外交と日中関係(1937年3-5月)〉,收入:入江昭、有賀貞(編),《戰期間の日本外交》(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241-266。\n72. 潛廬,〈日本對華之外交動態:兼論兒玉謙次的親善談話〉,《國本》,1:8(南京,1937) ,1-2。\n73. 高行,〈經濟侵畧的三劊子手─大谷尊由、兒玉謙次、金井章次〉,《戰時日本》,2:1(漢口,1939),202-204。\n74. 中川未来,〈明治中期の海外市場情報と中国・朝鮮認識:「粗製」認識とその作用〉,《メディア史研究》,48(2020),23-43。\n\n五、英文出版品\n1. Nara Dillon and Jean C. Oi ed, 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s : middlemen,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e-building in Republican Shanghai(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n2. shimazu naoko, Japan, race, and equality : the racial equality proposal of 1919(New York : Routledge, 1998).\n3. C. 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33).\n4. Sadao Adada, From Mahan to Pearl Harbor :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Annapolis, Md. : U.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2).\n5.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Washington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9).
描述: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101153505
資料來源: http://thesis.lib.nccu.edu.tw/record/#G0101153505
資料類型: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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