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中共因應美日安保同盟之對策

Abstract

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保由敵對轉為合作的一項重要因素，即為美日中三方視蘇聯為共同的敵人；再者，抑制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瓶蓋效用」論，也為中共認可美日安保存續提供了另一項認知基礎；歷經一連串政治運動鬥爭後，以經濟建設為優先、營造穩定外部環境的論調，則成為了中共對外關係的中心思想。在上述內外因素的交錯考量下，中共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自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段罕見的蜜月期。\n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在冷戰告終後的1990年前半期出現了「漂流」現象，而「安保與經濟不可分」的論調，則又為重新檢討美日同盟體制的存續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再定義後的美日同盟，除了因應北韓可能在東北亞爆發軍事衝突之外，台海問題亦為其關注焦點，也因此在戰略上與崛起的中共產生摩擦，將其視為假想敵並形成軟性圍堵。中共在美日同盟再定義的過程中，對「週邊事態」是否涵蓋台灣甚為關切。此外，日本透過一連串的國內立法，重新確認在衝突發生後與美軍的實質合作，此舉在中共眼中具有企圖突破其「專守防衛」及「和平憲法」架構之意，「瓶蓋效用」論之基礎因此受到撼動。此外，中共更是對美日共同研發TMD所引發的後續效應，以及此一系統是否納入台灣保持高度關切。美日安保同盟體制與中共之間的戰略衝突不言而諭。\n為突破遭到軟圍堵的不利態勢，中共因而加強與週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除了重視雙邊關係外，中共也開始關注區域多邊安全組織的作用，並公開提出「新安全觀」以積極行動主導並影響其發展方向，除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負面效應外，也對美國所主導的安全同盟體制做出因應，以排除在崛起過程中的種種不例因素，背後具有維護其國家利益的高度戰略意涵。九一一事件後，中共對美國在全球的戰略部署表示肯定，對美日安保則採取消極不反對的態度，「合作不搞對抗」將成為中共尋求和平崛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