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權力與認同：中國文化中「身體」的實際與虛構-近代中國的「文明化歷程」: 「野蠻/病態」身體論述與近代中國國族想像

Abstract

近代中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將身體，尤其是整個國族的身體，問題化（problematized）為「野蠻/病態」身體論述，從而激發出集體焦慮感和恥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國族主義發展的一大特色。本研究計劃接續Norbert Elias、Dorothy Ko、 Frank Dikotter 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一方面歷史化（historicize）此種「野蠻/病態」身體的論述形成過程，探討在此過程中近代中國思想界如何接納、挪用、再現（incorporate, appropriate, represent）殖民主義的種族歧視論述，進而探究相關之野蠻／文明定義演變、和身體與傳染疾病的關係、人種意識和階級性別等社會意識在近代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則要重新定位評估「野蠻／病態」的身體論述，為何長期以來構成近代中國歷史書寫的重要環節，而其他類型的身體論述為何會被邊緣化（marginalized），並因此付出了知識和文化上的代價。在具體的研究課題上，本研究計劃預定深入研究以下兩項主要課題：（1）是近代中國有關於「吐痰」的論述和感受。在近代中國的國族論述中，吐痰行為被簡化為是全體中國人「野蠻／病態」身體的「原罪」之歷史現象。因此近代中國如何「複製再生、挪用」(reproduce and appropriate)西方的反吐痰論述，進而成為建構近代中國國族想像論述的特殊歷史過程，是一相當有趣且牽涉多項議題的研究課題。（2）是有關 1903 年日本大阪博覽會的「學術人類館事件」：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知識界，一方面自覺性展現出（如梁啟超）高度身體危機意識；另一方面，在面對同為黃種人的日本人，公開「陳列再現」「野蠻／病態」的中國人時，卻又表現出強烈集體受辱意識。由於此事件發生的時間點正是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方興未艾之時，解析此事件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反應，更可以看出「病態／野蠻」身體論述和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緊密複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