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年所得保障看台灣社會福利體係的階層化

Abstract

福利國家的發展與階層化的關係,素為研究福利國家的學者所重視。但是社會福利的發展對階層化的影響究竟如何,過去在研究上不是被忽視,便是在分析時被予以過度簡化的處理(Esping-Andersen,1990),以致對此一問題常產生非黑及白的簡單推論。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過去許多學者,尤其是側重階級分析的社會民主學者和新馬克斯主義學者(見Pampel & Williamson,1992),常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結構與利益持過分簡單的二分法,即資本家與勞工,而忽略了福利國家的發展,常是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業資本、勞工、農民和舊有的統治階層間利益衝突的結果。以十九世紀末的德國為例,俾斯麥建立國家社會保險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壓制勞工運動,換取勞動階級對當時貴族統治階層的忠誠,一方面也是為了對抗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的勢力(Rimlinger,1971)。由於對階級政治與階級利益持過分簡單的看法,對於福利國家與階層化的關係便常產生兩極化的推論。有些社會民主學者(如:Marshall,1950; Crosland,1967)預測福利國家的發展會使階級的重要性降低,促成較平等的社會。但是有些新馬克斯主義學者則認為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只是為了滿足先進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與合法化的功能,其結果仍然複製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關係(O`Connor,1973;Offe,1972)。 第二、一九八０年後研究福利國家的學者,尤其是採取社會民主觀點分析的學者,開始確認階級政治與階級利益的複雜性(Shalev,1983),他們首先發現對於非左派的政治力量須進一步區分為右派與中間或天主教政黨(Castles,1982;Cameron,1981;Wilensky,1981)。Esping-Andersen(1992)則主張將非左派政黨分為自由派與保守派,認為他們與不同的階級利益連結,而對福利國家有不同的策略性目的。其實回顧O`Connor(1973)的分析,亦可發現他曾將資本分為兩個部門,即壟斷性資本與競爭性資本,而二者在福利國家中所獲得的利益不同。雖然確認了階級政治的複雜性,然而在這些社會民主學者的研究中,福利國家多半是被當作依變項來分析,也就是學者多半是著重研究不同形式的階級政治或階級聯盟如何導致不同程度或不同形態的福利國家的發展,但卻很少關切不同形態的福利國家對階層化或階級政治造成何種影響。雖然Shalev(1983)曾指出此一研究面向的重要性,然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很缺乏。 第三、雖然亦有些學者關切福利國家對階層化影響的問題,然而在他們的研究中,對於此一問題的測量,常窄化為社會福利政策所產生的所得重新分配的效果。所得或財富只是測量階層化的一個面向,其他的重要面向還包括權力與地位,而階層化的結果意謂著不同的生活機會、不同的行為模式、不同的生活形態、和不同的態度、價值與意識形態(Tumin, 1985)。Specht and Gilbert(1986)曾指出社會福利提供的形式極廣,包括機會、服務、物品、債券、現金、與權力等。Esping-Andersen(1990)則更明白地表示,社會福利體系不僅提供了各種服務和所得的保障,其本身也是決定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的重要制度,因此社會福利制度雖然常被期望作為糾正社會不平等結構的機制,但其本身即是一個階層化的體系。這些所得重分配的研究忽略了社會福利在階層化上的其他重要議題,更遑論其在研究法上常有的重大缺陷與限制了(Kraus,1981)。 Esping-Andersen(1990)認為目前世界上的福利資本主義可分為三種類型:自由主義模式、保守主義模式、和社會主義模式。以上三種福利國家的形態具有不同的階層化效果,對階級政治也有不同影響,其中僅第三類型的福利體系有助於全體勞動階級的團結與動員,第一類型和第二類型皆會造成勞動階級的分化,也是勞工運動的敵人(傅立葉,1993)。 Esping-Andersen的概念提供了本研究的主要思考架構。但是本研究除了借用Esping-Andersen對三種福利國家類型的定義,分析台灣目前國家所提供的老年經濟生活的保障,以了解台灣福利體系階層化的形態之外,將更進一步經由實證調查研究,以實際了解台灣社會福利制度對老人生活所造成的階層化效果。整體而言,本研究試圖回答下列幾個問題: 一、台灣目前的社會福利制度結構,尤其是針對老年的經濟生活保障,屬於Esping-Andersen定義的何種階層化體系? 二、台灣目前的所得保障體系,對不同職業或階層的人口而言,在維持老年經濟生活上,扮演何種不同的角色? 三、在目前的所得保障體系下,不同職業或階層的人口,是否採取不同的方式以滿足老年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