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傳聞法則之特信性文書

Abstract

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係採取直接審理原則及言詞審理原則，但審判實務上，卻往往不是這麼回事，也由於審判程序的空洞化與虛設化，才有88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朝向「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改革方向，並進而於92年間採取英美法之傳聞法則，排斥傳聞證據。然英美法之傳聞法則，係透過其實務判例長期累積而來，規則極為複雜，我國法之傳聞法則，卻僅僅透過6個基本條文，去適用各種層出不窮之傳聞例外，修法之初，學者批評有加。因此，本文先藉由證據之定義與分類及傳聞證據之定義等，加以介紹，並略就傳聞法則之源起、意涵及其例外情形，分別由美國法、日本法及我國法加以說明，以明傳聞法則之相關內容。而傳聞法則之例外規定中，關於特信性文書，各種版本之修法草案原參考美國法之詳列例外情形，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卻僅以極其簡略之「公務上之文書」、「業務上之文書」與「其他特別可信之文書」加以分類，此種以廣泛定義方式區分之三分法，是否會造成實務窒礙難行或挂一漏萬之情形，有待探討及研究。是本文將此三種特信性文書予以詳細分析，並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之四」為關鍵字檢索語詞，從司法院網站之法學資料檢索系統，就最高法院自92年9月起迄103年5月間之六百餘件判決中，對特信性文書詳加闡釋或與特信性文書相關之判決要旨，分門別類加以分析、檢討，希望本文之研究，能給予實務上一些線索，使特信性文書之傳聞例外得以正確適用，並使我國特有之傳聞法則得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