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以解釋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為例

Abstract

政治經濟學探討的範疇，不外乎游移在「市場」與「國家」這道光譜上。依循西方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脈絡下，大略可將西方原始政治經濟典範粗分為三塊，即市場典範、國家典範，以及調和的鑲嵌自主性典範。基於本文密集使用「典範」(paradigm)，「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專有名詞，主要是以Thomas S. Kulm在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中的定義，將其應用到政治經濟學框架，並使之成為本文架構西方政治經濟典範不可或缺的重要靈魂。伴隨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行之今日也已三十有成。在此一經濟改革過程中，大方像上雖是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一錘定音，但在小細節上國內對其市場路線的爭辯仍方興未艾。而礙於中國政治體制(regime type)的宿命使然，對於其邁向市場路線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引爆姓「資」姓「社」之論戰。然就在此論戰中，國家機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其說法仍莫衷一是。是故，筆者將以中國當局的政治經濟實踐為基本素材，其所激盪出中國當代政治經濟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tes)之間，左右交鋒的火花是值得加以梳理並比較之。同時並檢視它們與既存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典範的關係又是如何。簡言之，西方原始政治經濟典範的發展從市場步向國家，但中國的政治經濟實踐卻是反其道而行。依此，本文預期推導出中國實踐的經改過程，可能與既存的西方政治經濟典範有重要的差異，甚至有機會導引出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