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增額立法委員政治角色之研究

Abstract

論文提要\r\n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台灣地區的社會結構在解嚴後開始劇烈地轉變，在國會結構--政治資源分配的基石--尚未能於現實的政治環境中得到全面民選化改革的情況下，處於此一變遷時期的增額立法委員，如何在過渡階段扮演其民意代表的角色；並以民主理論與代議士角色理論來檢驗其角色扮演的適當與否。同時，本研究亦整合角色理論、相對剝奪理論，及社會變遷中的結構功能研究途徑與衝突研究途徑，分析立法院結構於適應、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所呈顯的許多衝突現象。\r\n本研究先就增額立委的背景角色，作全島性時間序列上總體的量化分析，探討在性別、年齡、籍貫、黨籍、教育程度及職業類型六個角色背景變項中，何者有顯著的變化；進而以實證資料觀察增額立委與其選民、所屬政黨、利益團體及次級問政團體問政治角色的互動情形，並深入探討其間的角色衝突與適。經由以上的探討，為增額立委之政治角色定位，進而瞭解其角色實現與角色期待間是否有所偏差，以及其角色實現是否能同時發揮「民意代理人」的角色功能。本研究乃採文件分析法，試圖以各種既存史料、政府出版品、會議記錄、專書、報章雜誌及研究論文等為研究素材。\r\n研究結果及發現如下：\r\n1.增額立委角色背景之變化情況如下：\r\n性別、年齡、省籍、職業類型四個背景變項，沒有顯著的變化。但黨籍和教育程度這兩個變項則有顯著變化。在黨籍方面，雖然國民黨於各屆當選人數皆佔當選總人數的80%以上，但七十五年民進黨加入選戰後，在選票上給予國民黨不少壓力，並有十二人當選，開啟了台灣地區政黨政治競爭的新貌。於教育程度方面，大專程度的當選人數歷年皆佔當選名額的最大比例；研究所程度的當選人數自六十九年起，則超過高中程度的當選人數，二者差距並屆屆拉大，至七十五年研究所程度已佔全部當選人數之35.62%，而高中程度僅佔5.33%。此一變化，正反映了我國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規範。\r\n這兩個變項所呈現的情形即：兩黨一為在朝、一為在野的角色扮演，加上大量高學歷者的專業知識、理論修養，再配合兩黨黨團的集體聯合運作，造成七十九會期開始之不同於往的問政、議事氣氛。但是，做為政治資源分配基石的國會結構，未能快速作相應於背景角色變遷的改革，使得國會結構問題造成增額立委的相對剝奪感，並引發了立法院七十九會期以來，議會內無數的暴力衝突。\r\n2.民進黨立委同時扮演議會內質詢問政與領導街頭抗爭的角色，矛盾了代議士的角色意義；國民黨增額立委則絕大多數僅扮演議會內質詢問政的角色。\r\n3.國民黨增額立委是利益團體較常遊說的對象。財界的主動與政界的被動間之彼此奧援過程，經常造成對民意的忽略。\r\n4.在中央集權式領導下，處於決策權力該心之外的國民黨籍增額立委在面對反對黨的制衡、民意的逐漸表面化與多元化，和任期改選的壓力時，經常處於民意與黨意不可兼得的衝突情境中；一方面，既欲依賴國民黨長久執政所累積的政治資源及每於選舉時所展現的動員力量，另一方面又不願違背民意。此乃次級問政團體--派系--興起的深層因素。\r\n民進黨由於中常會功能不彰、黨團人數少，所以易於達成協議。而且，該黨不僅未具豐富的資源，反而是該黨之民代充實了黨的資源，因此，民進黨立委的自主性極高，目前並無這方面的角色衝突。\r\n5.目前的問政團體中，以集思會的運作最具集體性和積極性，對權力接班最具強烈意圖。集思會屬開明改革派，與保守及依附舊勢力的建研會和一心會形成涇渭分明的對峙。\r\n6.整體言之，增額立委很少有做為民眾保護者、主動為人民發現並解決問題之角色傾向，也很少有全以民意及全國利益為重的傾向。其角色定位乃介於代理和受託者之間。於政治角色衝突的情境下，若僅能擇其一去實現，對國民黨增額立委而言，有明顯的角色衝突。民進黨立委則因對工商利益較不具影響力，其所屬政黨中常會功能不彰，而其支持者又經常視其為抒發不平之緒的代言人，故不易成為單純的民意代理人。但以上只是普遍性的觀察，事實上，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增額立委亦存在著個人之間的差異，有些善於表達黨意，有些善於反應民意，並非全然持相同的態度。\r\n7.由以上的發現，再參照國內立委選舉時的激烈競爭景況，無疑證明了選舉過程的象徵性及心理上的工具意義，大於選舉「民意代理人」的目的意義。\r\n總之，增額立委選舉只反映了局部制度民主化的意義，其能否完全反映民選制之本質，仍有待整體國會之全面民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