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監督機制改革之研究 ─ 胡錦濤時代

Abstract

現今，中國雖然已能夠在經濟領域裡大放異彩，但在民主人權領域裡仍然是有待改進，面對普世價值的質問時，中國共產黨一向是以「中國特殊國情論」來應對 。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發生後，中國持續的經濟成長，讓中共更有自信地證明「中國模式」的成功。所謂的「中國模式」，在政治制度上可概括為「一黨專政」，胡錦濤便說「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 」。中共的堅持顯然與當今以西方民主議會制度作為主流的觀念格格不入，其中譚若思（Ross Terrill）便認為中國的威權與蘇聯一樣，都是註定走向崩潰的「新中華帝國」（New Chinese Empire） 。\r\n 儘管如此，在金融海嘯發生後，似乎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應該用新的角度去看待中國的體制，提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的喬舒亞‧雷默（Joshua Ramo）便認為，過去國際都在遵從美國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而這證明瞭這是失敗的，因為他忽略了社會傳統的繼承，北京共識的可借鑑性在於一個國家的發展應該由其自身的脈絡中來尋找 。這不啻是為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下了一個絕佳的背書，因為其合理性正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作為中共官方喉舌的《人民日報》，便總結了一黨專政的好處是：\r\n「它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精華和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克服了其中的弊病和不足；既充分尊重和保障個人民主權利，又能形成共同意志、集中力量辦大事；既充滿活力又富有效率，適應了我國人口和民族眾多，經濟、社會、文化不發達，區域發展不平衡，傳統文化影響深厚等現實狀況。這些優勢在抗震救災、舉辦奧運會等重大事件中更是顯示出巨大威力 」\r\n 這種論述也絕對不是因為中共在取得出色的經濟成就後所說的「馬後砲」，早在1980年，中共內部在討論如何改革黨政體制以適應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時，便指出一黨體制是不能挑戰的極限，理由便是「沒有一個由具有高度覺悟性、紀律性和自我犧牲精神的黨員組成的能夠真正代表和團結人民群眾的黨，沒有這樣一個黨的統一領導，是不可能設想的，那就只會四分五裂，一事無成 」。在先見之明和事後成就的配合下，中共找到了一個辯護自己執政合法性的基石。\r\n 儘管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型態已經破產，但中共已經不需用一種具有高度道德感的意識型態來包裝自己，其實踐上的成就便已經能夠證明自己的執政合法性，「政績」成為了中共最主要的合法性來源 。然而一黨專政卻也造成了中共極易腐敗的制度因素，因為在沒有外在制衡的條件下，例如在野黨的挑戰、獨立的司法體系等等，對於幹部的監督只能由黨內上級對下級的制衡，但在派系政治下，上級卻需要下級的支援，因此過度的執行不僅要使上級付出失去派系支持的政治成本，同時會造成集體抵制（法不責眾），在上級領導受到派系政治及共犯結構的影響下，任何中共對自身所訂定的限制都將因為影響上級自身的利益而無效 。如今，腐敗已經成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最大危機 。\r\n 對此中共是相當警惕的，江澤民在2001年時便提出了如何持續執政的「兩大歷史性課題」，即「不斷提高領導水準和執政水準，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 ，由此發展出的措施為「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及先進性建設」。「防變」所要防的，正是走向民主議會制度的「和平演變」，然而中國腐敗的嚴重性，卻也正是不符合民主議會制度的一黨專政所造成。也就因此，如何在一黨專政的結構底下，防止自己的腐敗，便成為了中共是否能夠繼續執政的最具有參考性的答案。\r\n 「黨內監督」無疑是檢視中共如何防止自己腐敗的最重要參考因素，因為在一黨專政底下，黨是否能夠避免腐敗，起最大作用的必定是黨是否擁有自我監督的自覺和措施。根據中共官方知識份子的定義，黨內監督的涵義為「是指黨運用自身力量，依據黨規黨法，對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進行的督促和制約，從而形成廉潔自律的作風，產生『自我淨化』的功能，達到消除黨內腐敗現象的一種約束機制 」。在此定義下，黨內監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腐敗現象的滋生。既然中共的意識型態合理性是建立在其「政績」上，因此防制腐敗的「黨內監督」，便能夠成為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來檢視中共一黨專政和其合理性，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