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c.contributor | 東亞所 | |
| dc.creator (作者) | 崔垂言 | zh_TW |
| dc.creator (作者) | Tsui, Chui Yien | |
| dc.date (日期) | 1991-09 | |
| dc.date.accessioned | 20-Oct-2016 11:42:11 (UTC+8) | - |
| dc.date.available | 20-Oct-2016 11:42:11 (UTC+8) | - |
| dc.date.issued (上傳時間) | 20-Oct-2016 11:42:11 (UTC+8) | - |
| dc.identifier.uri (URI) |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03041 | - |
| dc.description.abstract (摘要) | 一、實施憲政改革，進行修憲，首應認清制憲和行憲所遺留下來急待解決的問題。其中行憲的經過，遠比較簡單，最令人困惑的，是制憲的情形。當年曾由若干學者參與研討，更由很多政治家集會決定，結果為什麼制訂一部跡近雜亂無章的憲法－－既有直接民權的影子，又有代議制度的實質；既有內閣制的規模，又有總統制的措施？作者在此，特就親身經歷的見聞所及，說明其原委。二、近來討論憲政改革，歐美三權分立的氣氛非常濃厚。而中華民國憲法前言，列明白揭櫫：「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制定本憲法」。因此，進行修憲，考慮一切問題，均須以此遺教為準繩；否則必南轅北轍，治絲愈棼。孫中山先生有關的遺教，是權能區分的憲法原理。可是在流行觀念中，大都認為這個憲法原理非常簡單，祇是政權包括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治權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而已。試問如果就這樣簡單，為什麼當年孫中山先生對中國、日本兩個法學博士，解說幾個星期，他們才明白？要知道孫中山先生是個實行家，不屑徒託空言，而欲見諸行事，所以他的遺教，多講其當然，罕言其所以然。於此特綜合遺教中，有關權能區分的言論，說明其所以然的道理，以為本文判斷是非的依據。三、考制憲經過，可分為五個階段：一是國民政府立法院草擬憲法；二是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提出憲草修正草案；三是國防最高委員會憲政實施協進會建議憲草修訂意見；四是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列舉憲草修改原則；五是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二階段，恪遵理論，著重權能區分的規劃；第三、四階段，則牽就現實，斟酌各種情況，轉採代議制度；第五階段，遂游離於兩者之間，致使所通過的憲法，陷入錯亂乖違的局面。本文以此為說明的重點。四、民國三十五年，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後，中國共產黨即全面叛變，國民政府乃於民國三十六年，同時公佈「動員戡亂綱要」與「憲政實施綱要」，決定一面戡亂，一面行憲，所以民國三十七年第一屆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四十多年來，實行臨時條款所造成的問題，一旦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祇要回歸憲法，便不難解決。惟在行憲方面，省、縣地方自治，迄未按照憲法實施，因而在中央缺乏實行全民政治的基礎；再者，總統和行政院長的權界不清，曾一再引起政潮，導致局勢動盪不安；尤其立法院無限擴張權力，在野黨隨時杯葛法案審議，阻擾行政院正常運作，影響國計民生至鉅－－這一切，都是當前研究憲政改革的主要課題。五、至於如何修憲，有人主張改採民主制度成規，有人堅持民權主義新制。兩者孰是孰非，何去何從，見仁見智各自不同。國是會議既經取得「修」憲而非「制」憲的共識，理應按照現行憲法據以制定的孫中山先生遺教探討。惟政權歸於於人民，國是決於公議，則修憲結果如何，殊難推測。在此祇能作學術研究，聊備參考。 | |
| dc.format.extent | 4453427 bytes | - |
| dc.format.mimetype | application/pdf | - |
| dc.relation (關聯) | 國立政治大學學報, 63, 173-212 | |
| dc.title (題名) | 回顧制憲和行憲－兼論當前修憲問題 | zh_TW |
| dc.title.alternative (其他題名) |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making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 |
| dc.type (資料類型) | articl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