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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 近代超克論對台灣與中國文學的影響
作者 陳芳明
貢獻者 台灣文學研究所
關鍵詞 近代超克論; 延安文藝座談講話; 殖民地作家; 毛澤東; 《文學界》; 京都學派
日期 2014
上傳時間 17-Jul-2017 16:32:44 (UTC+8)
摘要 一、〈近代超克論對台灣與中國文學的影響〉的專書撰寫,目前相當順利進行。這項議題是我十年來學術工作的綜合研究,回到學界時,我開始對台灣社會到底是後現代或後殖民之間的夾殘,進行討論。當時的研究成果,自然是站在後殖民的論點上,只有通過後殖民的考察,才知道殖民地台灣所接受的現代性,從來都是遲到的。同樣的,戰後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體制,在一定意義上,與戰前殖民體制其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基本論點上,必須用後殖民的理論,來探索台灣文學,才更能貼近前行代台灣作家的文學精神。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十年來持續對台灣文學的現代性,反覆求索,深覺必須以一本專書的份量來進行探討,才有可能得到更完整的結論。本書撰寫的最初動機,完全肇因於此。 二、討論殖民地的現代性,絕對不可能從台灣社會內部去考察,而必須放在整個東亞的格局進行鳥瞰,才能更精確掌握歷史的流動與脈絡。進入近代以來,台灣社會的現代性,一直受到日本帝國的影響,縱然是同樣處在資本主義的結構裡,但是現代性在島上的傳播,永遠都是遲到的。因為遲到,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都無可避免緊跟在日本帝國之後。也由於遲到,台灣知識分子永遠處在一種焦慮的狀態。無論是迎頭趕上,或急起直追,或並駕齊驅,種種精神趨力,都在於克服這種嚴重現代化的過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在殖民地台灣所進行的現代化運動,卻反而帶來台灣農民、勞工的巨大痛苦。因為所謂現代化,並不是以台灣人民為主體而進行,卻是完全以帝國與台灣總督府的利益為優先。在這樣的衝擊下,台灣百姓失去土地,農民淪為農奴,這些慘況,最後都倒映在殖民地文學的作品裡。台灣人並不是反現代,而是反對政治壓迫,階級壓迫,社會壓迫。因此,殖民地文學不能不產生兩種相剋相生的性格,一種是期待現代化,一種是反對現代化。這樣的矛盾現象,正好更貼切顯示殖民地文學的特色。 三、二○、三○年代的台灣文學,便是具有上述的矛盾性格。進入一九四○年代後,日本開始發動大東亞戰爭,為了配合國策的推行,日本當權者提出近代超克的口號。一言以蔽之,這個口號在於強調東亞現代性優越於西方的現代性。以這樣的思維方式,來說服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講話〉,則在於強調中國農民的優越性,以及延伸出來以農民為楷模的文學作品,足以對抗日本侵略與國民黨政權。從這些作品可以窺探,日本軍閥與毛澤東的近代超克論述都過於誇大。 四、這項研究,一方面在於檢討歷史上有關現代性議題的功過,一方面也在於用來作為當代面對全球化浪潮時的一個思想上的反思。
關聯 科技部
102-2410-H-004-216
資料類型 report
dc.contributor 台灣文學研究所
dc.creator (作者) 陳芳明zh-tw
dc.date (日期) 2014
dc.date.accessioned 17-Jul-2017 16:32:44 (UTC+8)-
dc.date.available 17-Jul-2017 16:32:44 (UTC+8)-
dc.date.issued (上傳時間) 17-Jul-2017 16:32:44 (UTC+8)-
dc.identifier.uri (URI) 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11222-
dc.description.abstract (摘要) 一、〈近代超克論對台灣與中國文學的影響〉的專書撰寫,目前相當順利進行。這項議題是我十年來學術工作的綜合研究,回到學界時,我開始對台灣社會到底是後現代或後殖民之間的夾殘,進行討論。當時的研究成果,自然是站在後殖民的論點上,只有通過後殖民的考察,才知道殖民地台灣所接受的現代性,從來都是遲到的。同樣的,戰後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體制,在一定意義上,與戰前殖民體制其實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基本論點上,必須用後殖民的理論,來探索台灣文學,才更能貼近前行代台灣作家的文學精神。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十年來持續對台灣文學的現代性,反覆求索,深覺必須以一本專書的份量來進行探討,才有可能得到更完整的結論。本書撰寫的最初動機,完全肇因於此。 二、討論殖民地的現代性,絕對不可能從台灣社會內部去考察,而必須放在整個東亞的格局進行鳥瞰,才能更精確掌握歷史的流動與脈絡。進入近代以來,台灣社會的現代性,一直受到日本帝國的影響,縱然是同樣處在資本主義的結構裡,但是現代性在島上的傳播,永遠都是遲到的。因為遲到,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都無可避免緊跟在日本帝國之後。也由於遲到,台灣知識分子永遠處在一種焦慮的狀態。無論是迎頭趕上,或急起直追,或並駕齊驅,種種精神趨力,都在於克服這種嚴重現代化的過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在殖民地台灣所進行的現代化運動,卻反而帶來台灣農民、勞工的巨大痛苦。因為所謂現代化,並不是以台灣人民為主體而進行,卻是完全以帝國與台灣總督府的利益為優先。在這樣的衝擊下,台灣百姓失去土地,農民淪為農奴,這些慘況,最後都倒映在殖民地文學的作品裡。台灣人並不是反現代,而是反對政治壓迫,階級壓迫,社會壓迫。因此,殖民地文學不能不產生兩種相剋相生的性格,一種是期待現代化,一種是反對現代化。這樣的矛盾現象,正好更貼切顯示殖民地文學的特色。 三、二○、三○年代的台灣文學,便是具有上述的矛盾性格。進入一九四○年代後,日本開始發動大東亞戰爭,為了配合國策的推行,日本當權者提出近代超克的口號。一言以蔽之,這個口號在於強調東亞現代性優越於西方的現代性。以這樣的思維方式,來說服殖民地台灣的知識分子。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講話〉,則在於強調中國農民的優越性,以及延伸出來以農民為楷模的文學作品,足以對抗日本侵略與國民黨政權。從這些作品可以窺探,日本軍閥與毛澤東的近代超克論述都過於誇大。 四、這項研究,一方面在於檢討歷史上有關現代性議題的功過,一方面也在於用來作為當代面對全球化浪潮時的一個思想上的反思。
dc.format.extent 550312 bytes-
dc.format.mimetype application/pdf-
dc.relation (關聯) 科技部
dc.relation (關聯) 102-2410-H-004-216
dc.subject (關鍵詞) 近代超克論; 延安文藝座談講話; 殖民地作家; 毛澤東; 《文學界》; 京都學派
dc.title (題名) 近代超克論對台灣與中國文學的影響zh-TW
dc.type (資料類型) report